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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峰
我于1982年1月毕业于福州大学电机系发电厂和电力系统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同年2月由国家分配到福建省力勘测设计院工作。头两年参加220KV输电线路的勘测和设计，1984年1月调设计院系统室工作。从事福建省电力系统的规划和设计，主要负责系统的电算和分析报告工作。
1986年8月至1987年7月公派选送，获挪威NORAD奖学金，赴挪威工学院（NTH,the University of Trondheim,Norweg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进修电力系统专业。由于在专业课和研究项目上均获得满分的优异成绩，我于回国前夕申请并很快获准攻读博士学位。
1988年底重返挪威，开始在NTH攻读工学博士学位（Dr.ing.）,师大挪威科学院院士，国际电力界知名的Arne T.Holen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
超大规模电力系统安全度（SECURITY）监控
并重点学习了诸如系统稳定、控制理论、风险与可靠性分析、工程运筹学等研究生课程。
1994年2月14日通过了工学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为：
Power System Secutity Assessment Identification of Critical Contingencies and Outage Distance by Filter电力系统安全度评估以筛滤法确定预想严惩事故和故障距离，论文答辩委员会的评价为：针对传统的预想事故确定方法无法应用于大规模电力系统二重乃至多重事故的限制从而失去实用意义的问题，该论文首次提出域（Zone）划分的新概念，基于这一概念并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分别对有功功率超限和系统电压超低限的故障目标，建立了割集法（Cut-set）和探试法（Voltas heuristic）,在IEEE公布的小型和大型测试系统上，通过计算所模拟测试，验证其正确性和高效率。答辩委员会认为这是一篇完整而贯通一致地论述专题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993年9月开始在挪威国家电力研究所（Energiforsyning-ensforskningsinstiuttA/S）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从事以人工智能方法对大规模电力系统的可靠性进行计算，分析和编程实现。研究成果中的计算机程序软件在北欧国家使用的电力软件包NETBASk 得到应用，成为其一组成部分。此外，还参加了挪威REMAL水电站设计工作。通过亲身经历和积极学习，增进了对西方社会和文化，西方公司的运作管理，国外工程控制与管理的了解。
在挪威期间，我在国际会议和国际刊物上发表了10篇论文。
从1989年至1993年还在一地方电力公司S-TK兼职系统潮流分析工程师，为地区电力系统的经济合理化改造提供潮流数据。
挪威的七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我不仅完成了我的学业，实现了我的专业经历上的一个飞跃；我同样重视这个北欧国家让我所感受到和经历过的：挪威雄伟壮丽的自然风光，悠久的历史和海盗王朝的传说，善良纯朴的人民，公正周到的社会体系，基督教的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全球最高的生活水准，这些都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而挪威政府和挪威朋友们给予我的资助和鼓励更让我铭记在心。可以说，我把挪威视作我的第二故乡。
但更让人魂牵梦萦的还是自己的祖国和亲人。身在国外更体会到什么是爱国心、时间越长，对祖国和亲人就越牵挂。加上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形势喜人，政治环境日益宽松，海外学子回国日增，反映出国内发展具有前景，回国效国的时机已到。相比之下，挪威并非移民国家，海外学人很难融入相对保守的当地主流社会。因此，当我获得博士学位后，就开始与中国驻挪威大使馆联系回祖国工作。我的愿望是继续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由于故乡的原因，最终我选择了福州，并在1995年1月底回国。
原先的安排是到我的母校福州大学工作。我衷心感谢母校和电机系对我的信任和器重。回国两天后我不以一个福大人的自我感觉愉快地参加了电机系的春节团拜会。与此同时，美国宇得集团，以及在福州的其它两家大公司，正积极与我洽谈聘用之事。考虑到与僵硬的国家机关人事制度相比，外资公司和民营公司重视人才，用人灵活，以及所提供的施展才华的机会，特别是我对自己实力的信心，我放弃了大多数学成归国人员选择的国家机构的机会，放弃了重新到手的铁饭碗，决心放手到外资企业拼搏。事实上，这个决心对我来说不难下，毕竟我已在国外工作生活了7—8年，我也渴望着能在我的专业生涯中换种活法，迎接另一种挑战。郇终选择了美国宇得集团，因为当时该集团所投资广泛而深入地参与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电厂的建设，对于一个电力人的一生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1995年2月中旬，我开始受聘于定得（INTEX）集团明达电力开发有限公司，立即投入了市重点工程项目明达电厂的建设。这项工程为国内少有，省内唯一的燃气—蒸汽重油联合循环发电厂，主要投资方，设计单位，设备供应商等均来自国外，面临技术要求高，投资压力大，工期紧，工程介入单位多，不适应国外常规等困难。而这恰为我提供了施展个人才干和优势的机会。我曾为主负责了技术总协调，中外方设计协调，对外谈判，国内外设备采购等，并赴美国参加设备验收，技术商谈，燃面培训等。1996年3月起担任工地总指挥，参与、协调、指挥了电厂的基建、安装、分部调度和整套启动，联合调度工作，指挥了72+24小时连续试运行，通过了上级和启动委员会的各次审查和考验。1996年8月被任命为明达电厂厂长兼总工程师。回国后的这两年，我几乎谢绝所有的社交活动，全身心扑在明达工地上，经受信精神上体力上的磨练。
1997年初明达电厂投入试生产，以及5月正式投入商业运行以来，我主要负责电厂内与发电运行有关的技术和技术管理工作，继续抓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对外谈判，技术改造，规程和制度的建立完善，员工技术培训，计划与考核，以及电厂外协等。在中国大陆外资企业的动作管理方面积累了一点经验。
1997年当选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燃气轮机发电专业委员会委员。
在1997年燃机重油发电研究会和1998年燃机发电专委会年会上与同事共同发表论文两篇。
1998年9月我荣幸地加入了福建省留学生同学会。
回国三年多来的经历令我感触很多，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 我们广大留学人员能有机会走出国门进行学习交流和科研，并能回国效力，这是落实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关于培养人才战略和扩大派遣出国留学生的方针结果，我们都是受益人。我们都应当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专注工作，加倍努力，干出成绩，报效祖国。
二、 个人的成长之路与国家的兴衰有着紧密关连，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设想，如果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没有重新确定经济工作的重点，重新确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就根本没有派遣出国留学生的可能性。中国历史上几次圈套规模的派遣出国留学生也是与当时国家的需要和兴盛相联系的。而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呈现的环境宽松、百业待兴，则为广大海外学子客观上提供了回国报效祖国的机会。中国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在五十年代初返回中国，就反映了一种时代或时机所造就的必然，否则也只以是客居海外，投报无门。我个人出国留学，特别是回国之久就身不由己地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国家建设大潮中经受磨练、得到提高，应该说正是国家的大发展为我提供了成就个人事业的难得的外部机会。
三、 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是国家接纳留学归来人员的主要地方，绝大多数留学回国人员也在这些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中找到各自位置，作出优异成绩。这必将是安置留学回国人员工作的主流。但在当前形势下投身外资或民营企业也不失为一种挑战传统、开创人生、施展才华、一展宏图的可选道路。这种选择的优势在于避开国家机构人事限制、关系复杂、粥少僧多等困难，利用外资或民企提供的相对来说较受重视、较多机会的环境更快出成绩，最终的民展也许不是专才，却可能造就全才。现实中，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等国家出人才出成绩最多的地方，同时也是浪费人才压制人才最厉害的地方，但是对留学回国人员，尤其是获得较高学位的留学回国人员来说，这种选择往往也意味着专业研究的中断或偏离，这是令人惋惜的。
四、 和京沪深等地相比，福州有规模的外资和民营企业很少，目前在这些企业工作的留学回国人员也不多。但随着吸引外交的进一步深入和留学回国人遇观念更新，流向外资和民营企业的留学回国人员将日益增加。我们也期盼留学生同学生和各级政府研究如何重视发挥这部份留学回国人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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