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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榴
一、 三度念师范
我是三度师范生［1］，当过小学、中学（下放期间）和大学教师，一生可谓与“师”字结下不解之缘。
先说简师，那是在1949年以前度过的。在旧社会，选择念师范大体上不出三种原因：一是避免抽壮丁，二是不必读英语，三是可以少花钱。我是属于第三种。那时念师范是被人歧视的，我就读的简师又是新办的，附设在将乐县立初级中学内。初中寄宿生和师范生同在一个食堂用膳，初中生交的是从农村家里挑来的白花花大米，师范生的口粮是从国家粮库调拨的陈年稻谷碾成的糙米，造成食堂里时而吃白米饭，时而吃糙米饭。每当吃糙米饭时，初中生颇有怨言，他们归咎于师范生。有一次，同一饭桌中的一个初中生，先是狠狠地瞪我一眼，接着从牙缝中挤出一句“吃公粮的！”我自认“理亏”，只好低头扒饭，一声不吭，挨过那一餐。
可喜的是，1947年秋，学校来了一位新老师——吴启江（后来才知道是地下党），他很快结识了我这个穷学生。在他的领导下，我各其他几位同学得以秘密阅读到《铁流》、《新华日报》、《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进步书刊和小册子。有时接受任务搜集国民党地方武装的人数和枪支分布状况，搜集县级地图，利用节假日下乡进行“三抗” ［2］的串门宣传等。那时的我非常天真，我根据历史上曾有“迎闯王、盼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故事，在动员农民抗粮时，简单地说共产党怎么好，共产党来了不必纳粮。不料马上遭到善意的批驳，农民说：“粮还是要纳的，不然他（指共产党）的兵马吃什么？”我顿时感到语塞。
吴老师以讲故事的形式给我们描绘了解放区一派民主自由、生机勃勃的景象。例如，老百姓虽然不识字也能行使民主权利，在选举干部时用豆子当选票，选举时把豆子放入被选举人面前的碗里，谁的豆子多，谁就当选。我听了觉得挺新鲜。从他那里我接受了共产主义启蒙教育，憧憬解放区和向往共产党的思想油然而生。可是，学期刚结束，据说国民党特务要抓他，吴老师跟我紧紧握手后连夜离开了学校。解放后很久很久，才得知他竟因“城工部事件”于1948年4月在福建沙县富口村惨遭党内错杀，牺牲时年仅28岁。然而悲剧并未就此结束，令人发指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那守寡的妻子还受到迫害，“造反派”造谣说吴启江跑到台湾去了，竟威逼她交出人来。我呢，也因那段历史需要查清而妨碍了入党，“文化大革命”中不用说也受到“审查”。联想到有个同学解放前曾经骂过共产党，解放后却很快入了党，后来还当上17级干部的事，心里一度很不平衡。但是我始终坚信，党总有一天会查清我的“问题”的，因此入党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即使在后来出国深造期间，还念念不忘写信向校党委表明自己的心迹。我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终于在1982年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若从1947年萌发入党的要求时算起，整整经历了35个年头。
再说普师。我是1952年毕业于省立建阳师范学校的。建国初期，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一个接着一个，那时我是学生干部、共青团员，在班上是个积极分子，仅上街宣传就占去了不少学习时间，加上学校没有认真贯彻教学计划，任课教师多少算多少，实际上没有学到什么系统知识。以数学课为例，只教了平面几何。其余如立体几何、三角和高中代数［3］都未学过。物理课的情况还更糟糕，只有语文课和化学课好一些。结局是，分明先天不足，只缘名列前茅，居然看作尖子，保送推上高师。
在高师学习阶段，那时由于福州地处海防前线，经常响起空袭警报，师生们可以说是在战时环境下坚持教学的。以我那样差的数学基础来学习必修课《高等数学》，得从三角函数等基本概念补起，其困难是不言而喻的。同样学好一门课，跟他人［4］相比，我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所以，时间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可是，当学生干部［5］要花去一些时间，当时强调“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到了课处活动时间，要集体参加文体活动，一般不允许逗留在教室或寝室里，我是学生干部，更要带头。晚自修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一下下来的功课全靠这时来消化，因为熄灯钟一响，实行强制熄灯，根本不让开夜车，唯一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只剩下星期日，拖欠的功课和作业全靠这一天来完成。求知的欲望，坚韧的毅力，促使我笨鸟先飞，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随即被留校当助教，这是1956年的事。
二、 在职学外语
当助教是什么滋味？起初，任务是指导实验和批改作业，这完全可以用任。后来规定要下班辅导，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这个压力非同小可，迫使自己在业务上要有所提高，于是开始上图书馆。可是进库（本校规定教师可以入库）一看，不免犯愁了：书架上的参考书刊除中文版的以外，还有大量外文的，真是别有天地！尽管我以优秀团员和优秀毕业生的双优成绩在化学系毕业，可是，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不懂外语乃是致命伤。当然，在大学一、二年级时也学过一点俄语，那时由于俄语教师严重匮乏，不得不采用大班（100多人）上课，教学效果本来就不好，加上学时太少，考完也就逐渐忘了，谈不上“掌握”，何况图书馆里主要是英文书刊。我还依稀记得，当时面对浩瀚的英文书刊久久发愣的窘态，曾经感慨并发誓：曲曲弯弯似天书，嗟吧不识豆芽符；立下愚公移山愿，他日学成定欢呼！
总之，不掌握外语这把金钥匙，就无法打开那诱人的知识宝库，也不可能当一个称职的大学教师。有两件往事促使我下决心从头学起。一是回想起念大学时，在一次实验课中，班上一位同学取蒸馏水，竟把标有“Alcohol”(酒精)字样的大瓶子当作蒸馏水瓶；另一件是我刚当助教时不懂得怎样把用“大气压”表示的压力单位换成用“毫米汞柱”表示。当路遇教过我《物理化学》的曹大为教授时请教了他，他解答完后丢了一句：“你问这样的问题人家会笑你的”，这对我的触动很大。
在五、六十年代自学英语谈何容易！首先是没有课本，更谈不上录音带之类。因为实验室的化学试剂都附有英文名称，我想，就从英文单词学起吧。经教我俄语的甘景孟老师介绍，请曾经留美的外语系翁品嘉老师教我韦氏英标后，就着手自学单词。学了一段时间，单词倒记了不少，语法则不甚了了。其次是缺乏老师。我鼓起勇气向教研室的老教师、留美博士余宝笙教授请教，为什么要“鼓起勇气呢？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她仍是个”摘帽右派“，人们象避瘟疫一样，不敢接近她。余教授热心地教我化学专业英语，没取分文报酬。这事不知怎么被教研室领导知道了，有一天领导很严肃地问我，学英语之事是她找你不是你找她？我如实地回答是我找好，那位领导才不再说什么。事后我琢磨一下问题的要害，如果是她找我，性质可就不同了，她也许要被扣上不好好改造思想而去拉拢青年教师之类的帽子。第三、在那热衷于批判“走白专道路”的年代，多读书是要冒风险的。记得那时有一位负责函授教育的同志，要求函授学员在集中面授期间，不要分散注意力，要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函授书”，不料被上纲上线，作为典型的走白专道路思想，受到没完没了的批判。这仿佛也是在批判我，颇有物伤其类之感。由于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思想上承受着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每当学习上取得一点进步时，往往要违心地自问，我是不是往白专道路上又滑了一步了？不能理直气壮地做学问，这是莫大的痛苦！为了避嫌，每当挑灯夜读时，只好把窗户捂得严严实实，不让光线透出室外——人言可畏啊！
六十年代初，校业余大学开高了日语课，由留日的教育系吴自强老师主讲。当我得知时，已开学数周了，只好一边插班听课一边单独找吴老师另行补课。吴老师在反“右”斗争中也受过冲击，虽然已经“摘帽”，人家还是有顾虑，也不愿意接近他。我为了求知识，顾不了那么多。当时买不到课本，就把老师的教科书借来，连续几天一口气把它抄完。
我学外语的初衷，无非是想借助辞典的帮助，能看懂一些科技资料而已。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中日、中美关系改善后，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我国政府恢复派遣留学生制度，1978年首次举行全国出国留学人员外语统一考试，当时报考人真是凤毛麟角（全校包括我在内仅3名）。系领导指定我去报考，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了名，没有料到全省公录取2位的日语语种老先生中，其中之一居然是我。这就是已过不惑之年的我，得以跻身于改革开放后首批国家公派赴日留学人员行列之由来，这倒是我始料所未及的。
三、 留学谈收获
1980年1月到日本国立筑波大学化学系研修，成为该系接纳的第一位中国学子。两年后我带了3箱心爱的图书资料按时回国。虽然我在1962年就已晋升为讲师，但在当时重教学经科研甚至只教学不科研的氛围下，我对科研尚未沾边，更谈不上出成果。到了日本，学术风气大不相同，化学实验楼的夜晚，灯火通明。我珍惜这个机会，夜以继日地拼搏，每天在实验室呆16个小时以上，星期天也常去加班。从学习使用红外光谱议、气相色谱仪和核磁共振仪开始，直到先后在日本全国化学年会上宣读3篇学术论文，可以说有了长足的进步。其间，该校的中国留学生经过协商，推举我作为全校唯一的代表，去欢迎当时访问日本的我国最高领导人，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我的导师——世界著名有机化学家大飨茂教授——对我能在几乎是零起点上迅速取得如此可喜的成绩，由衷地表示赞叹。
但我最满意的是通过研修，掌握了一套科研方法、新手段。回国后深感有必要把学到的东西及时介绍给国人，于是向系领导建议开设选修课。我不顾酷暑，用了整个暑假时间日夜工作，终于编写了《图谱解析讲义》，在系领导支持下列入选修课。这门课对于当今化学系高年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包括高分子化学专业研究生）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已故高分子研究所所长甘景镐教授当时不无感慨地说：以前研究生要到福建物构所去听这门课。“不久，我又开出《分离与鉴定》选修课，并与毕业实践结合起来，以解决实验课时数不足的矛盾。
我在讲授基础课有机化学的同时，又挤出时间完成科研课题，日积月累，先后在《高等学校化学学报》、《化学世界》《大学化学》等全国性学术刊物以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福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全国化学科学讨论会论文集》和《福建省化学科学讨论会论文集》上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此外，应邀为福建省化工厅举办的“科技日语速成班”讲课，培训了70多名学员。另外还为青岛化工学院、省防疫站、校实验中心等充当过口语翻译；连续6年在华南女子职业学院英语系和服装系讲授日语课；还参加编写《学生小辞海》。有人对我在国外没有打一天也没有延长一天就回国表示不能理解，我总是以笑作答。心想，人各有志嘛！
四、 异国看中学
借此机会谈谈参观日本谷田部高等学校［6］的印象。
该校教员铃木一先生是在去日本的飞机上认识的。他应我的请求，接待我参观了这所学校。谷田部位于东京东北，与筑波大学毗邻，是茨城县的一个“町” ［7］，谷田部高等学校就坐落在这块关东大平原上。初冬的的一个星期天下午，铃木先生驾着他的私人小轿车，把我从筑波大学接到他的学校去。约莫半个小时，小轿车已抵达校门口。学校的主体建筑是两栋4层楼，中间有过道相连，成“工”字型结构，这似乎没有什么希罕。可是，进校门要脱鞋，着实令我吃了一惊！铃木先生领我到专供教职员进出的小门，让我换上供客人穿的拖鞋。他指着不远处的大门对我说：“那是让学生时出的大门”。我顺眼望去，大门两旁摆满橱柜，还编有号码，原来那是供学生们存放鞋子用的。
进了校门，只见办公室、教室和走廊，处处干净整洁，真可谓一尘不染，不用说地上没有纸屑、果皮之类。在日本，到朋友家里作客要脱鞋，这是常识，可是，一所农村中学竟如此讲究卫生，实在令人咋舌。
我着重参观了教室。教室里整齐地排列着桌椅相连的单人课桌，每间可容纳45名学生。教室后排也有橱柜，那是供学生存放饭盒和雨具等用的。引人注目的是，除了供上化学、物理、生物、地学、音乐、美术等专用教室外，还有被服室（里面有许多缝纫机）、烹饪室（里面有许多炊具）以及多间上农业课的教室。据介绍，该校的前身是一所农业学校，1948年改为现名。现在设有农业科、园艺科、家政科（只招收女生）和普通科，可容纳780名学生，参观时实际在校生725名，教职员67名。可以说是一所集农业、园艺、家政和普通高中于一体的小型中等学校。
该校办学注重突出自己的特色，制定了校训、校歌和校徽。各科的课程设置有所不同，共同点是很重视学科以外的教育活动，并且形式纳入教学计划。内容包括课外指导、学生集会和各种俱乐部活动。俱乐部活动又分必修和自由参加两种，前者旨在进行基础训练，后者根据个人兴趣爱好自由参加，着重锻炼身体和提高技艺。现将必修俱乐部的项目列下：
体育：硬式棒球、剑术、乒乓球、网球、排球、篮球、足球、田径、羽毛球和女子软式棒球。
文化：书法、美术、漫画研究、围棋、象棋、生物、日本纸牌、照相、无线电、吹奏乐、扑克和旅行研究。
生产：珠算、打字、劳作和手工艺。
他们认为，通过这些活动可以达到下述目标：“通过最好的集体生活，体验丰富充实的学校生活，养成自律、自主的生活态度，培养作为民主的社会及国家的主人翁所必要的资质基础。”
该校的统计表也别具一格，除了各科男女分布、生源统计（入学前毕业于什么学校）之外，还有家长的职业、通学方式（徒步、利用何种交通工具）以及从家里到学校所需要时间等等。在统计表上，我看到该校学生利用自行车在巴士上学的占90%以上，从学校的布局上就相应地有多处自行车停车场。看来这些统计数字对于学校当局的决策不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半天的参观只能是走马观花，留下的印象却非常深刻。一切井井有条，无处不卫生清洁，令人为之耳目一新。
五、 废液严管理
这里介绍一下日本国立筑波大学实验室废液的管理情况，事关如何认真对待环境保护、不吝费点笔墨。
筑波大学位于东京东北的茨城县境内，茨城县环保部门对于废水的排放标准有严格的规定，不得有丝毫违反，否则就立即停止供水和排水，直至事故排除。一所大学一旦被停止供水，实验室无法正常进行工作固不待说，整个学校的日常生活都将陷入瘫痪状态。所以，学校当局对实验的废液管理非常重视，成立了实验废弃物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些项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根据《实验室废液处理指导》条例，对排放下水道的污水实行严格的检测，以确保环境免受污染。
《实验室废液处理指导》把实验大楼产生的废弃物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实验原废液，第二类是一般实验废水（指除实验原废液外从实验室流出的一切废水）；第三类是包括卫生间等的生活废水。第二类和第三类排水系统是分开的。第二类废水要经过处理，符合排放标准后才能排入下水道。第一类即实验原废液（包括仪器的头道清洗水）要求各实验室分门别类收集起来，交由处理站统一处理。
我在筑波大学的两年间，化学实验大楼曾受到两次停水处分，其中一次据说是汞含量超标，结果整整停水3天才恢复供水。这仅是依据大楼废水出口处监测把关结果而采取的局部停水措施。如果排放到校外下水道去的废水超过排放标准，势必影响整个学校的供水，那就不堪设想了。
联想到我校化学实验楼的废水，除了实验原废液采取集中掩埋外（也不是办法，久而久之，废液坑周围的树木陆续枯死），所有废水历来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下水道中，而校园周围多是农田！推而广之，其他高等院校和研究所等单位恐怕也不例外。现在，人民政府已经注意到厂矿单位的“排污大户”，这是可喜的。然而，决不可因事业单位是排污小户而等闲视之，因为实验废水中往往含有超标甚至严重超标的有害重金属离子。我校化学系统设有环保专业，理应率先从治理自己脚下的污染源入手，才是名副其实的环保专业。
六、 退休葆晚节
我这个大学教授前面还是一个副字，虽然恰如其分，按照人之常情，难道不无芥蒂？但是抚躬自问，我本先天不足，时逢不老不青，没有老一辈知识分子那么自豪，具有扎实的英语功底和较好的业务基础；也没有年轻人这样幸运，面临极好的学习环境和难得的发展机遇。我曾经既垂涎前者在统一战线政策关怀下物希为贵奉为座上宾的特殊礼遇，更羡慕后者于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得天独厚拥有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换句话说，我既无资格论资排辈，也没条件脱颖而出而出。加上“文化大革命夺去了10年黄金岁月，一生似乎老是受到命运的捉弄。再三反思，又觉得我向祖国交的答卷虽然微不足道，但是确已尽到最大努力，主观上没有虚度年华，无须为碌碌无为而悔恨。实际上，从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我教过的学生不下千人，有的早已成为科教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有的将作为国家的主人跨21世纪。对于他（她）们的成长，虽不敢掠美、但毕竟注入了我的一份心血。这是当一个教育园丁的特有欣慰。从教30周年时，学校给我颁发荣誉证书；退休后保障我过上“五有” ［8］生活，这是对我默默耕耘甘当人梯的认可和回报，夫复何求？因此，没有必要患得患失，耿耿于怀。但愿世人能够无可非议，后人不至感到不可思议可矣。
1997年，时逢香港回归，又加喜迁新居，乘兴涂鸦对联一副，曰：
朝露滴滴终洗去国耻，扬眉吐气笑迎香港回归日
晚霞点点始映及广厦，赏心悦目喜盼安居乔迁时
横批：1997年国家大事
翌年，孙儿小学毕业，身高已超过我，特拍照留念，并题诗如下：
望龙
香港回归方一年，古稀老翁乐欢腾。
笑夸孙儿高胜己，更喜当上中学生。
1991年退休以来，一度身兼4职［9］。再过两年，所有的职务任期都将届满，那时已跨入21世纪，我也将步入古稀之年，打算真正轻松一下，转入练身体、学英语、听广播、写文章、下象棋、名副其实地过好“五有”生活，以颐养天年。
最后，附即兴一首，以结束本文。
园丁
学教教学忙一生，六十五载弹指间［10］。
回首变化惊天地［11］，拍去垩粉且偷闲。
（1999．5．1于福建师大）
注：［1］简师、普师、高师。
［2］抗丁、抗捐、抗粮。
［3］代数课安排在普一，简师是四年制，升学时直接插入普二，所以工没能读上。
［4］同班同学中除了我和另外4位小学教师是保送的以外，全是普通高中毕业考进来的。
［5］从一年级到毕业班没有间断过，担任过团支书、学生会学习部副部长、学生会数理化分会秘书长、班主席。
［6］相当于我国的高中。
［7］相当于于我国的镇。
［8］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9］华南女子职业学院日语教师、师大留学生同学会秘书，中共化学系退休支部委、化学系关协理事。
［10］上小学前，坐了半年私塾，从那时算起，学了教、教了学，不觉已过65个春秋。
［11］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各条战线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个人简历 张景榴，男，1931年7月出生，福建闽清县人，中共党员，副教授。1952—1956年就读于福建师范学院化学系，获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1980—1982年由政府公派赴日本研修。曾任有机化学教研主任、福建省化学会有化学委员会副主任。论文有“含硫香料—硫代香叶醇的合成”、“利用极性反转合成苄叉氯亚胺—1—d及苄叉氯亚胺的催化分解“等20余篇，著作有《学生小辞海》（合作）等。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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