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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留苏岁月话沧桑往事
黄金陵
每当我回忆起30多年前第一次跨出国门、远离祖国的情景，一首《草原晨曲》便在 脑际回荡。那是当年赴苏旅程6天多的列车生活中车厢上不断播放的轻音乐。这首令人心醉
的歌曲，与车窗外晃动而过的大草原、小白桦树、贝加尔湖以及一连串异国风情一起，编织 成心灵中的一幅幅美妙画卷，偶尔“翻阅”便感到甜滋滋的
我是1960年以进修教师身份由厦门大学派到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的。此前，卢嘉锡教授参加
我国科学代表团到苏联考察期间，曾经与莫斯科大学签订合作协议。我的出国便是协议的一 项内容。我在莫斯科大学晶体化学实验室师从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柏拉伊柯斯基教授，用X
射线衍射研究无机化合物的晶体结构。由于这方面的基础知识，我在厦门大学跟随卢嘉锡教 授期间已初步掌握，到了一个具有优良学术氛围和仪器设备的学术机构，做起来便得心应手
。我当时对来之不易的留学机会倍加珍惜，决心发奋努力，日以继夜投身于科学研究。为了 充分发挥仪器的工作效率，有一个时期，我索性睡在实验室隔壁的沙发上。功夫不负苦心人
，不到一年，导师交给我的第一个化合物的结构，便被我解出。记得1961年秋天，当导师看 到我的研究成果时，开始不太相信，继而则有点惊异，因为我的工作进度出乎他意料之外，
加上当时他正愁没有新成果参加那年全苏晶体学会哩!当他确认我的研究成果之后，高兴得 叫起来。导师的夸奖使同一实验室的人刮目相看，接着他还让我帮助一位波兰留学生的研究工作。一年多后，导师在我的年度工作鉴定时，除了写了一些赞美之词外，还建议
学校让我延期三个月，进行副博士论文答辩。这与同期在该实验室的两位苏联研究生形成鲜 明对比。这两人已经学了四年，其研究成果还不够答辩份量，而我才两年就达到要求。记得
当时卢嘉锡副校长还特地打电报向我表示祝贺，正好在苏联访问的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先生 还找我谈话，给予谆谆勉励，使我感到无比温暖
由于国内工作需要和当时的客观情况，我谢绝导师的建议，如期回国。
三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当年留苏所学习的知识和掌握的技能，真正发挥作用的有两个
时期。一个是刚回国那一年多，我同时在福州大学化学化工系和中科院福建物构所工作。在 福大，我为物化专门化学生开一门专业课，指导四位本科毕业生论文，协助卢嘉锡教授指导
三位研究生和4位进修教师；在物构所，我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和结构研究室副主任，指导1 0多位研究人员。任务是繁重的，但那时正值精力旺盛，加以家庭不在一起，全身心地投入
到工作中去，协助卢嘉锡教授创建我国结构化学南方基地。尽管初创时期条件很简陋，但两 个单位合在一起，一个时期内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1963年，在长春召开的第一次全
国物质结构学术讨论会上，我提交了4篇学术论文。整个研究基地的工作，受到国内同行的 瞩目。在随后的国家基础研究重点学科规划(国重27)中，被列为全国结构化学四个基地之一
，我也有幸被邀请列席规划会，参与草拟规划稿，在我国结构化学学术界暂露头角。
第二个时期是近20年间，随着三中全会和全国科技大会而来了科学的春天，我得以重操旧业
。初期，面对着时隔十多年之后晶体结构分析技术出现了以四圆衍射仪为标志的巨大变化， 一时跟不上。但由于留苏那两年打下扎实的业务功底，经过一番努力，很快掌握了新的实验
技术，并开拓出研究工作的新局面，在化学学科的一个新领域——原子簇化学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受到国际上同行的关注。为我国结构化学学科的发展
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这期间，我六次作为我国晶体学会四名代表之一，出席国际晶体学大 会，被选为该会小分子委员会委员，两次接受该会委托，负责主持在我国召开的国际分子结
构学术讨论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在北京香山召开的分子结构学术会议，是一次规 格较高而且开得较成功的会议。在前来参加的两百多名外国学者中，有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因此那次会议受到中央领导和全国化学界的重视。会上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 是我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宴会，看到各国学者以能受到这样的招待引为殊荣，显示出我国国际
地位的提高从而受到学者们的景仰。有一位70多岁的美国老晶体学家由于原计划没被排上主 桌，找我之后留在会客室不走，力争一定要坐在主桌。这位老学者说这是他一生的殊荣，不
能不争取。后来由当时任党中央委员的梁栋材教授把主桌的位子让给他，才圆满解决问题。 另一件事是我在大会作的报告。当时用英语作学术报告对我虽不是头一次，但场面之大和庄
重却是没有见过的。为了准备这个报告，86年夏天，我借用省电视台在福州鼓岭山上的一个 房间，独自一人准备了十多天，把那些年的研究成果精心加以概括并在语言上作了充分的准
备。尽管这样，报告之前，思想上仍然提心吊担，深恐有所疏漏，更担心能否准确理解并回 答人家的提问。结果那天报告之成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报告一完，会场上响起了
热烈的掌声，不少学者纷纷上台同我握手表示祝贺，有的还希望邀请我去讲学。那情景下， 我的兴奋和满足，是任何物质享受所无法比拟的，仿佛多年来的辛劳一下子得到了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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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78年被任命为福州大学副校长，1984年被任命为校长，还担任集美大学首任校长，中
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副所长，加上福建省科协主席等诸多社会兼职，其间还担任两届全 国人大代表和一届福建省政协常委，教学行政和社会工作耗去我大量的精力。在所有这些工
作中，我都不啬耗费心血，恪尽职守，尽己所能做好工作。我的童年时代，历尽抗 日战争民 族遭蹂躏的痛苦，少年时期目睹旧社会的黑暗、人民水深火热的情景而彷徨，耳闻过长年在
海外漂泊的父亲诉说海外华人受欺凌而忍辱负重的辛酸。内心中孕育着期望国家强大起来的 强烈愿望。青年时期迎来新中国的诞生。5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随着人民共和国
的成长而成长，个人的前途和幸福与国家的前进步伐紧密相连。50年生活历程形成了我的一 种信念：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是自己的本份，也是个人幸福的源泉，从而形成了强烈的
事业心和责任感。只要社会主义事业需要，我便尽力而为。由于能力和水平所限，谈不上大 的成绩，但回顾起来，也没有什么可自责的
在我任职校长8年间，福州大学的办学规模和办学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在规模上由原来的
两三千名在校生增加到近万名，在水平上由原来只有学士、硕士授予权提升到有博士授予权 ，为近几年通过“211工程”立项奠定了基础。这中间包含着我3000多个日日夜夜操劳的心
血，这也是堪以自慰的。
1994年，在我年过花甲卸任福州大学校长之后，省政府又要我出任新组建的集美大学校长。
当时我对此既高兴又感到为难。高兴的是：这件事情本身说明省政府对我以往工作的肯定， 否则怎么会把这个难题交给我呢?为难的是我正专注于在学术上力求有所开拓，若再分心于
行政事务，势必会顾此失彼。最终还是再次说服了自己，迎着困难上。在近三年间，频繁奔 波于福州厦门之间，同时肩挑两副重担——集美大学的创建和福州大学物理化学博士生的培
养。这期间的工作，不能说没有顾此失彼之嫌，但那是客观情况使然，自省未曾懈怠，于心 无愧。而今，看到以15层行政楼为中心的集美大学新建筑群耸立于南海之滨，我任职期间孜
孜以求的集美大学的实质性合并已初步实现，自觉为此历经艰辛是值得的。
1996年，福建省科协第五次代表大会选我为主席，不少朋友向我表示祝贺!说这是迄今唯一
连两任主席的。感谢组织上的信任和科技界同仁们的关顾，我自知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 抱定坦诚为人，认真做事的处世态度，沿着一条扎实的道路走过来了。在迎接共和国诞生50
周年和澳门即将回归的特殊年份里，看着我们祖国到处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中华大 地，万象更新，生机盎然，炎黄子孙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理想正在实现。能够为这一历程献
出绵力，难道不值得庆幸吗?
黄金陵，男，1932年2月出生，福建惠安人。195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60至1962年
间留学前苏联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曾任福州大学校长、集美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 结构研究所副所长、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政协第八届委员会常委，现任中
国科协委员、福建省科协主席、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结构化学基础理论研 究，在钼原子簇领域的系统研究中，取得一些开创性成果，已发表论文200多篇，专著一部
，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一项，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一项 、福建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1986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国家级专家称
号，1989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1992年起享受国家津 贴。有关教育行政领导方面，著有《八年大学校长》一书。该书出版以来，受到有关人士的
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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