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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报国心
陈朝柱
1955年，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动力机械系本科。解放初期，我国还不会设计制造发电设备 ，国家决定引进捷克斯洛伐克的6000千瓦的汽轮机、锅炉和发电机全套设计制造技术，并邀
请专家来华指导，同时决定派遣留学生赴捷克斯洛伐克。同年，我作为第一批被派出的研究 生，于1955年8月抵达捷克首都布拉格，开始了长达5年半的留学生涯。1961年初我获捷克科
学技术副博士(相当欧美博士学位)，同年3月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首都北京。
44年时光流逝，如白驹过隙，恍若弹指一挥间。回首往事，祖国的培养，党的教导，艰辛的 留学历程以及随后数十年工作，那一幕幕情景令人难忘。赤子知报，不为别的，只图国富民强。
1955年初夏，我在上海汽轮机厂刚刚完成毕业设计，突接校方通知，因国家建设需要，组织
已决定派我赴东欧留学，要五天须赶赴北京俄专二部报到；并说国家急需高级人才，希望早 日学成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简短的几句话，转达了人民所赋予的重托。
我们是当年第一批出国的留学生，由15名研究生和15名大学生组成赴东欧大队。我被任命为 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在京短期集训期间，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艾司长及外交部一些领导曾来
看望我们并作报告，勉励大家在外努力学习，与社会主义国家搞好关系，早日学成回国。末 了还打趣地说：“现在你们都领到了两大箱一年四季的高级服装，比新郎新娘的嫁妆还多，
要记着早日回来建设家园。”
8月17日下午，当我们登上北上的国际列车时，捷克大使馆参赞和留学生管理司的领导都赶
到站台送行，并一再嘱咐要把一周的旅途视为行军。互相关照，保证安全愉快地到达目的地 。捷克参赞还用不太流畅的汉语称我们为捷中友好的使者，祝我们学业有成，一路平安。他
们的讲话，我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当轮到我致答辞时，因为太激动又没经验，不知怎么说 好，只作简短表示：“不辜负祖国培养和重视，一定努力克服困难，争取早日学成回来，报
效祖国。”列车已开动许久，许多同学仍在窗口，挥手告别首都北京。
我们出国前捷语一字不识，到捷克后要从字母学起。在布拉格语言学院学习捷语二个学期后
就被分配到原指定的大学或研究所当科学研究生。虽然我们都有大学毕业文凭，但入学前仍 要经过基础与专业的考试。有的同志因考试结果欠佳，指导教授拒绝接收。我有幸被录取于
捷克查理士大学机械学院(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指导老师是约瑟夫·契尔马克教授。据 说他是捷克最权威的机械学教授之一，也是美国ASME成员。他见我是来自东方的黑头发青年
，十分热情和蔼，问了许多有关新中国的情况。但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多次强调基础要 扎实。第一学年除按规定进修研究生数学、物理、第一外语、第二外语、马列主义哲学(以
上均要上课和考试)外，还要通过专业基础的考试。有一次，他给我一叠汽轮机与锅炉图纸 ，过二天后把我叫到办公室，要我画出某些部件的结构图，如燃烧器、各种叶片的叶根形状
等。当时我只能画出草图，他看后很不高兴地说：“陈先生，这是不合格的，你现在不是大 学生，是研究生，总不能画这样的图，没有尺寸概念。我好的研究生都是工作几年的工程师
(他同时带了2名苏联，1名东德，1名波兰，1名捷克的研究生，连我共6名)，你画的图若给 他们看，定会笑话你。”当时我大学刚毕业，没有在制造厂工作过，当然不会画结构图。但
听到教授批评，确实很难堪。后来我用了一周时间开夜车画了数十张各种零部件的结构图， 送到他面前。他看后较为满意，笑着说，“这还差不多，看来你很用功。”接着他又考问了
许多问题。当我答得不完全时，他还耐心给我做了许多补充，最后他说：“当研究生就是要 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对待科学和技术一定要严谨，不能马虎。其次就是要
有创新好思想，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要有新的发现和新的创造。”他的这几句话，给 我教育和影响很深，以至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做学问，搞研究就是要基础扎实，认真和具有
创新精神。
两年后，除考完各种课程外，还写了一篇minimun论文(相当现在硕士论文)。我翻阅数十篇
各国文章，从理论和发展做分析并提出需深入研究的课题和见解，设计了试验台和必要的测 试工具。这篇论文顺利地通过了。指导教授高兴地说：我们可以在这里开“国际学术会议”
了，我可以把5国的研究生都叫来，你来报告你的工作，让大家给你提意见。
在转入做博士学位论文的后两年，难度较大，因要重新选题，教授在创新方面要求很高，特
别对工科研究生，要自己设计加工和安装试验台及测试工具。我的论文题目是《某些物理因 素对煤颗粒燃烧时间影响的研究》，既属于燃烧理论又带有工程试验的意义。为建立整套试
验装置和调试，整整花了1年时间。在这期间经常需要教授的指导和学校的支持(如购置试验 仪器仪表等)，契尔马克教授给了我特殊的优待。平常教授给研究生每月只有一次答疑的时
间，而且事先都要经秘书安排好。对于我，教授特别交待秘书：今后陈先生来找，只要我没 有客人，随时可以让他进来。有了“特别通行证”，我就可以经常与指导教授讨论问题了。
有一次，为了测试需要，我设计了一个有3个转盘的给料器，他看后高兴地叫好，并说：“ 这种结构简单、又可随意改变给料间隔时间的给料装置，我还没有见过。你可以申请国家专
利。”
教授除了严格要求外，还关心我们的生活，他觉得中国青年既能干又勤奋，但生活太清苦了
一些。他曾经问我：“你们大使馆是否规定不允许你们谈恋爱，否则肯定有捷克姑娘爱上你 们的。”有时他给我介绍周末音乐会或精彩歌剧表演，动员我每周一定要抽出一些时间参加
社会娱乐活动。1961年1月，我的学位论文经捷克国家考试委员会进行了近3个小时的答辩并 投票通过后，指导教授给了较高的评价并说了许多赞扬之词，大家报以热烈掌声，表示对我
祝贺。此时此刻，我自己也十分激动：5年多异国他乡的艰苦生活(期间从未回国探亲)终成 正果，没有辜负祖国的培养，在外国人面前树立了中国青年的良好形象。步出考场后，顿感
如卸重负，轻松而欣慰。接下来想的就是尽快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事业。
与契尔马克教授相处4年多，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严谨的治学作风和献身事业的精神；他为人
诚恳，正直的品格和爱国的好思想也使我受到教育。他虽然是个很有名望的教授，但生活很 简朴，清晨自己驾私车来上班，有时一到就换下西装，穿上工作服，与工人一起爬锅炉做试
验。我惊讶他有精湛的钳工和安装手艺。说也巧，原来他曾于1933年到了我出生地附近 福州电厂安装调试由捷克斯科达制造厂生产的30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这在当时是先进的大
型发电机组)，所以他有很好的现场实践经验。他每年过生日，秘书带着教研室的副教授、 讲师、助教、研究生等一二十人走进他宽敞的办公室，秘书把两瓶酒，一块蛋糕和一束鲜花
放在桌上，一位讲师代表大家致祝寿词，接着请教授讲话(一般为10分钟)，之后，大家就退 了出来。每年如此，且仅此而已。这是否也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君子之交淡如水”?
祖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后，捷报频频传来，大家备感兴奋；1958年又传来“大跃进”
的消息，远方的游子更是坐不住了。一位党员在支部会上说：“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日新月异 ，工农业快速增长，正需要国外的新技术和人才，我们这批研究生已掌握一定的技术基础和
工作能力，何不尽早回国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中去，不必在这里搞学位论文”。他的 建议立即得到很多党员支持。有的说学位只是个人的，我们不要名和利，还是尽快回国好。
支部很快做了决议，草拟报告给使馆党委，建议改变学制，把做学位论文改为进修。各研究 生可根据具体情况，再用3个月左右专门搜集所在国在本专业及相关专业方面的最新研究成
果及发展动态的资料，回国后转有关部门参考使用。报告送使馆党委，大使认为事关重大 要转报国内高教部与外交部请示处理。约1个月后转来国内意见：还是要遵照所在国的学制
，安心学习，学成再回国参加建设。大使也给我们做了工作，肯定了我们急于回国参加建设 的热情，同时说：“也不能因‘大跃进’而不讲科学”，要求我们好好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
，多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锻炼自己，将来再报效祖国。我们都听从国家决定,有的已离开学校或研究所的，又回到原来的试验室。不少同志把花了一二个月时间搜集到的
各种技术 资料整理成册，经使馆转回国内有关单位。后来听说有的单位对我们转回的材料很感兴趣。
在我们5年多国外生活期间，曹瑛同一直是我国驻捷大使。听说他原是“左联”作家，有很
高的 政治和文化修养。他任驻捷大使期间为发展中捷友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是研究生党支部 书记，常向他和使馆党委书记汇报工作，他很关心留学生，常嘱咐有关部门帮助留学生解决
困难。遇有重大节假日都让我们回大使馆过节或参加招待会。
曹大使向使馆人员作报告都很简短，但对工作要求很严格，对干部和留学生都很爱护。有一
事我记忆很深。1957年国内开展轰轰烈烈反右斗争，抓了许多“右派”。曹大使明确指示， 在国外不搞反右斗争，也不抓“右派”，只要求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思想认识，坚持又红又
专。1957年夏天，全体留学生(有100多人)集中在一个乡村游览区进行政治学习；大使和夫 人陈维清同志(使馆党委副书记)一起来看望大家，并做报告，勉励大家既要学政治，又要努
力学习业务，学科学技术，学文化艺术(留学生中有学音乐、舞蹈、美术、语言的)。对个别 同志在国内的单位转来所谓的大鸣大放中的“右派言论”材料，党委也指示不要开类似国内
的批判会，只要组织学习和个别谈话就行了。1958年国内掀起“大跃进”运动，我们也很激 动，提出搞象征性“大炼钢铁”勤工俭学等活动。使馆党委得悉后不支持我们搞“过热
”的活动，曹大使明确指示“既要有热情，又要有冷静头脑，要讲科学，留学生要学好基础 和专业课程，研究生要做论文，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曹大使的言行使大家深深感受
到一位慈祥的领导者的爱护，他处处爱护我们，一直关心着这批海外学子的健康成长。
60年代初，曹大使调回国内任国家对外文委副主任(部级，后为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常委)，
但我们这批50年代的留学生对大使夫妇仍怀有深厚的感情，每年春节都到他家看望。有时他 们就以便餐招待大家，一、二个人一起忆旧谈今，亲如一家。
我们这批在外学子虽与祖国相距万里，但始终未离开祖国的怀抱。多年来许多中央领导或革
命老前辈出访到了布拉格都要关心在外的留学生。记得大约在1959年的初夏，使馆来电话通 知我们晚上回使馆听报告。我们部分留学生提前到使馆小厅相聚。天黑不久，我们聊天正酣
，只见一位长者启门进来，一看就认出是彭德怀元帅，大家都围坐他身旁。彭老总得知我们 是留学生，显得格外亲切，问我们学习生活状况，与所在国的关系等。他特别嘱咐要尊重所
在国的风俗习惯，多向大家学习。他谈到刚从罗马尼亚访问过来，看到他们工厂比我们先进 。有一个现在叫做“红色锅炉工”的机械制造厂要改名为“毛泽东工厂”，他对罗政府说，
不要改了，“红色锅炉工”这名字很好。他说我们党中央早有规定，不要用领袖名字作为街 道、工厂等名字。我们拥护领袖，但不要个人崇拜……大约十多分钟后，大使和夫人进来，
请彭总到大厅会见大家。
彭总身着灰色中山装，和大家在一起非常随和，会见使馆同志和留学生代表时，不作报告，
只讲大家都关心和喜欢听的国内消息。后来在访问捷克有关军事训练单位时，使馆要我陪同 作辅助技术翻译。我们参观捷克佳瓦(JAWA)摩托车制造厂，走到组装和试车车间，看到传送
带每隔5分钟就送一辆大型军用摩托车，接着就有试车员驾着车飞奔出厂。我们也随车到了 厂外一个小山坡前看摩托车进行爬山表演，只见摩托以高速向陡坡冲上去，绕几圈后又冲下
来。彭总称赞摩托车好(佳瓦摩托车在国际上早已知名)，驾驶员技术也好。在参观一个空军 训练所时，走进一个模拟舱，主人告诉说，这是模拟飞机驾驶舱，启动按纽后就相当于飞机
在上升，各种仪表都在变化，一会儿就到了2000米、4000米……接着急速下降……彭总站在 很小的模拟舱内，听得很仔细，又问了许多技术细节问题。陪同代表团参观一天后，给我留
下的印象是，彭总对技术十分重视，他曾对我们说过，打仗如果没有新技术设备，牺牲就大 了，并多次嘱咐我们要好好学技术。
在彭总的代表团走后几天，我们听大使说，彭总出国首站到莫斯科，刘晓大使在晚上设宴迎
接他。不料，彭总步入餐厅，看到桌上摆设，扭头就走，说有些不适，不吃饭了。刘晓大使 随后就电告后面几站的使馆，不要在彭总到来时设宴招待，否则会引起他很大不高兴。我们
听后都很感动，觉得身为指挥百万雄师的元帅，生活是那么简朴，对群众又那么平易近人， 真是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
大概也是1959年的一天，接使馆通知要我们下午回去听报告。每次回使馆，我们都特别高兴
，好像回家似可以说中国话，听国内消息。这天我们就打听是什么报告，回答只说有位中央 领导来，没说名字。大厅坐满了人，大家都翘首观望是谁来了。不久曹大使陪同一位穿着中
山装，瘦高身材，看上去有50来岁的领导同志进来，大家起立热烈鼓掌。大使简短致词后说 ，请王稼祥同志给我们作指示(王稼祥当时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同志讲话一
开始就说：请大家不用鼓掌，我和大家一样，只能是个人讲话，不作指示，只有党中央才能 作指示。王稼祥同志是早年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开场白的几句话，给我们留下了很深
的印象，40年过去了，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经常回使馆参加活动，听报告。几年中我们见过朱德元帅、聂荣臻元帅、董必武副主席
以及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他们到大使馆见大家都很亲切和蔼。他们都作即席讲话，从不 作长篇大报告，但讲话内容很深刻，给我们的教育和影响反而更大。
国外几年的生活，说是在科学技术上的深造，更是在政治思想、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培养锻炼
，我们时时哺育着祖国的阳光，更坚定了赤诚的报国心。
学位论文通过后，我们暂留使馆一段时间，于1961年3月初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北京。与我同
一天出国又同一天回国的只有一位1955年清华大学毕业的宗之平同学。说也巧，我们俩又都 被分配到水利电力部。当时我们的观念就是听党的话，一切服从党安排。到水电部报到第一
天，被引到冯仲云副部长处(当时部长是傅作义)。他热情地接待我们，他说：“国家现正需 要专家，你们学成回国正是发挥作用的时候，你们一位分配到科研单位，一位去高等学院(
朱之平同志现为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希望你们都能做出好成绩。”
我们都怀着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急切心情走上工作岗位。我到了水电部技术改进局(后为电
力科学研究院)，周围环境都是新的，从理论和试验研究工作要转为面向基层解决生产实际 问题，其间距离是很大的。当时国内许多发电厂因燃烧的煤种多变，给锅炉运行带来很多问
题，锅炉的爆管和结焦影响到全厂的安全生产和向社会供电。部领导很重视，要求我们尽快 解决。我因缺乏生产实践经验，只有走出试验室向现场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学习。我带了一
个三人小组第一站到了陕西西安坝桥电厂、广县电厂、随后又到宝鸡电厂，从查阅各种资料 、24小时跟班运行，向运行师傅请教，做好观察、记录各种问题，凭借在研究生阶段培养了
独立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对现场出现的各种现象进行分析计算，初步找到了影响安全运 行的症结所在，提出改进运行方式的措施，收到了一定效果。随后我们确定对液态排渣锅炉
燃烧问题开展系统的研究(恰好宝鸡电厂4台大容量的液态排渣锅炉是50年代末从捷克进口的 ，是国家重点工程，许多图纸和资料又是捷文的)。没有较精确的测试仪器，就不可能对燃
烧的复杂物理化学反应过程进行测定。我们就自己设计研制几种高温测试仪器。经过几个月 的反复的试验，终于自行研制出当时在世界上还只是设计构想的气力式高温计，同时也制造
出当时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双热电锅高温计，并最早在锅炉燃烧试验上使用气相色谱仪。经 过大量的试验数据分析，提出了改进燃烧器结构及运行方式，以适应不同煤种的特性，终于
取得了成功。改进后的锅炉，大大提高燃烧效果，节约燃料，使当时只能运行六七天的“礼 拜炉”，成为能安全运行3～6个月的高效机组，收到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后来我编写的
《我国液态排渣锅炉的运行与发展》一文，在1963年全国第一届机械工程学会年会上发表， 引起较大反响并被收入了论文集。
从理论走向实际，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现场，给我最深的体会是科学技术应与生产实际相结合
，为生产建设服务。工程科研人员应向现场工人和技术干部学习，才能充实自己，提高自己 。
在随后的年代里，我为我国无烟煤用于发电的研究课题进行较长时间的现场试验研究，并取
得较满意的结果。《四川芙蓉煤在115吨/时锅炉燃烧特性的试验研究》报告成为全国众多电 厂、制造厂和科研设计单位的重要参考资料。为开拓油页岩作为发电燃料的探索，在广东茂
名电厂进行了较成功的试验。我主笔编写的《广东油页岩燃烧试验研究报告》被作为中国和 罗马尼亚两国技术合作的内容提交罗方，赢得外国专家的好评。随后三次应邀赴罗马利亚参
加并指导油页岩燃烧试验研究工作。
70年代中期，我组织了水电部热工研究所40多位专业人员在江苏望亭电厂参加并主持了我国
第一台30万千瓦发电机组(当时是全国最大的)的调试工作，该机组试运成功，为我国发展大 机组起到积极推进作用。10年后我又为福建省最大的火电厂华能福州电厂的筹建，同有
关专业同志一起，较出色地完成了价值14亿人民币，涉及美、日、法、英、意、加等多国竞 争的两台35万千瓦发电机组的全套设备和技术引进谈判工作任务(历时四个月)，为发展福建
省电力工业做出了贡献。
从1955年大学毕业至1985年调任福建省电力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整整30年科研生涯(包
括在国外留学研究)中，不论是工作较艰苦或过单身生活(夫妻两地分居十多年)，还是取得 事业上的成功，我都没有忘记祖国的培养和期望。这不仅是个人对事业的追求所使然，更多
的是赤子之心知回报和对科学的严谨及实事求是的作风所驱动。国外5年半的生活，增强了 我的爱国心，也深深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思想和工作。记得当年我的博士论文通过后，许多
国外朋友向我道贺。有的还问说：陈先生，你回国后工资一定很高吧，也会像我们教授一样 驾驶着自己的小车。我听后只是一笑，觉得谈工资享受不是我们中国青年的追求。我知道在
回国留学生中，绝大多数人都不计较工资待遇，相聚时都不互问多少工资。至于学位更是不 谈，大家都在默默地奉献。
游子千里，心系故土。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心理和文化的积淀，在建设祖国统一
祖国的大业中，将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陈朝柱，福建省电力工业局高级咨询，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男，1933年7
月生于福建福州。1955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动力机械制造系。1961年初获捷克科学技术副博士 (相当欧美博士)。曾任水电部热工研究所副所长，电力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
工程热物理学科组成员，福建省电力工业局局长，福建省核电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福建省 电机工程学会理事长等职。
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评为中国500名
企业创业者之一，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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